一、一堂"經典教學"課
北京，某校。上課鈴聲在校園里響出共鳴。
鈴聲止息，所有的走廊都靜悄悄。
這是一所很好的學校。
這是學校里一個很好的班，學生們已坐得整整齊齊。
今天，英美教育專家要來這個班聽課。
他們已經來了，他們聽到皮鞋在教學樓寬敞的長廊里發出清晰的回響……陪同前來的還有中方教育部門的領導。
大家坐定，授課的老師走進來了。
同學們起立后坐下，老師側立于黑板前。他的目光沒有去巡視全班同學，而是望向窗外。老師的頭上已有不少白發，黑板襯出他側立的剪影……這時刻，你發現，當學生連竊竊私語都沒有時，教室里也并非完全安靜。
你還能聽到翻動書包的聲音，一支筆從誰的手上放到桌面……老師仍然側立，望著窗外，好像在醞釀什么。就這片刻，你聽到，靜了，更靜了，一切聲音都沒有了，世界靜到連聽課的外國專家也仿佛不存在了。
這時，老師轉過身來從容說道：“現在開始上課。”
老師語言精練，沒有廢話。老師教態從容，板書時大家聽到粉筆在黑板上行走的聲音。板書非常漂亮，極有條理。老師提問，學生回答踴躍，而且答得相當有水平。
老師間或又在黑板上寫出若干字。黑板上的字漸漸豐滿起來，那字大小不一。有些字，老師大筆一揮畫上一個圈，或一個框，或一個大三角，看起來錯落有致，鱗次櫛比，像一個框架圖。
整堂課，老師沒有擦一下黑板，也不必學生上去擦黑板。板書上沒有多余的字，寫上去的就是重點，就是學生該抄到筆記本上去的。老師繼續提問，學生解答仍然踴躍，仍然不乏精彩。
整個教學過程非常流暢。最后老師說：“今天要講的都講完了，同學們回去做一做課本上的習題，鞏固一下。”
鈴聲響了。
下課。
整堂課無懈可擊。
這是一位特級教師，他露出了笑容。
同學們都很高興。
陪同外國專家聽課的中方教育部門的領導也很高興。
外國專家聽了卻說不出話來。“或許他們也很驚嘆？等到了會議室再聽他們的意見吧！”中方人員想。
到了會議室，我們虛心地請外國同行提意見。
外國同行說話了，他們說：不理解。
我們問：為什么？
他們說：學生都答得很好，看起來學生們都會了，為什么還要上這堂課？
這個問題，把中國同行都問住了。
這問題反映的就是當今歐美教育和中國教育的區別。
歐美教育認為，當老師講得非常完整、完美、無懈可擊時，就把學生探索的過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過程，就無異于取消了學習能力的獲得。
所以，外國同行說，他們想看中國學生在課堂上是怎么學的，但他們只見老師不見學生，因而認為這不是一堂真正的課，而像是一堂表演課———學生在看老師表演。
可是，教學、教學，在課堂上的45分鐘，難道老師不該教得精彩、精辟嗎？學生除了課堂聽講和踴躍回答問題，課外不是還有許多時間去練習和溫習嗎？
這不僅是中國教師的理念。中國家長都希望孩子能上個好學校，能遇到好老師，不就是看重老師教的水平嗎？
“兒子啊，你上課別說話，別做小動作，你得好好聽！不好好聽，你怎么能學會呢？”所有的家長都這樣說。
可是西方教育認為：學生上課就是要說話，要動手，要又說又動，又說不做。
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方式。到底哪一種好？
不要問上述老師是誰，也不要問上述那堂課發生在哪里，從都市到鄉村，雖然許多教師還達不到這位特級教師的水平，但此種教育方式在中國無數課堂里反復呈現。
你會不會問：我們這樣教，有什么不對嗎？
我選擇從這堂“經典課”下筆，是想一步就寫出，這已經是我們行之已久的認為很高水平的課，但就是這樣的課，是需要從根本上變革的。這意味著中國要變教育，有相當廣泛的現狀要變，有相當艱巨的路程要走。
2003年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說,要像宣傳勞動模范、宣傳科學家那樣，宣傳教育家、宣傳優秀教師。
此前半年，北京市已籌劃在2003年教師節向全市推薦一位模范特級教師，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員會邀請我采寫。那時我想，北京市有14萬中小學教師，200萬中小學生，還有10萬大學教師和100多萬大學生，是中國師生最多的城市，要向全市推薦一位特級教師，這會是怎樣的教師呢，總不尋常吧！
我想寫“中國亟須變教育”蓄日已久，便答應去訪問。出發那天，北京市教工委的一位處長開車把我接去石景山訪問，我是帶著一個謎出發的。
因為北京最負盛名的中學是北京四中和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等。譬如四中，高三8個班400名學生，每年考進北大、清華的約150名左右，考進重點大學的95%以上。這不僅在北京是最拔尖的，在全國也是頂尖的，為什么北京市要推介的模范教師不在這些著名中學？
北京人還有個說法：“西城的教師，東城的領導，海淀的家長。”這是說，在北京18個區縣中，西城區富有經驗的教師多；東城區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領導關注多，校領導水平也高；海淀區有許多家長是教授和科學家。這3個區的高考成績，其他區縣沒法兒比。但這位特級教師不在上述3個區，而出自石景山區。為什么？
我想，事情出人預料，必有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二、新西蘭的陽光
小車從一座紅屋頂的太陽島賓館處轉彎，行不久來到了石景山區教工委所在大院。
上樓。那兒的人們都已坐好，這是一個座談會。我想，我日后要陸續采訪的人們，大約有些就在這兒登場了吧。
“這就是王能智老師。”有人向我介紹。
王能智坐在我對面，他就是北京市將向全社會推薦的特級教師。眼下他是北京市教育學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員，一個從青年時就教地理的老教師。為什么是一個地理教師？我心中的謎又添一層。
王能智慈祥地微笑著，我注意到他的微笑并非悠然，好像有一種不安。他的頭稍低著，眼睛稍稍上抬。說話也是這個形態。我在想，他為什么不把頭抬高點，這樣說話不覺得累嗎？多日后，我了解到他青少年時期的經歷，頭腦里忽地冒出一句話：“低著頭做人。”我想王老師此種姿態大約是青年時期養成的習慣。
區教委主任田利躍介紹說：“我們區教工委書記劉國慶，是王能智的弟子。這位吳云老師，也是王能智的學生，她現在是分院教科所副所長，成為王能智的上司了。”
田利躍繼續介紹說，還有京源學校副校長曹彥彥、古城中學副校長何巍、實驗中學副校長李先平等等，也是王能智的學生……
這好像是個司空見慣的座談會，大家圍著一個橢圓形的大桌子，我一時還分不清誰是誰。王能智也發了言，由于他“著名的謙虛”，我不可能從他的發言中聽出多少東西。
王能智所在學院的院長叫張逸民，我注意到了他的發言特別開闊。我還注意到他的發言始終流淌著一種感情，然后我知道他快退休了，那是一種感到還有好多事沒做就要回家了的放不下的牽掛。這感情中有一種憂傷，人在憂傷的時刻往往更能窺見真實和說出真實。我不想立刻就進入對王能智的采訪，會后先訪問了張逸民。
還記得那堂“經典課”讓英美同行不理解吧，新西蘭某校的一堂課，也讓出訪的中國教師十分驚訝。
“你想想，他們五年級的一堂課，老師出了這樣一道題：每個籃子里有24塊蛋糕，6個籃子里共有多少塊蛋糕？”張逸民說。
他說新西蘭五年級的學生用各種方式踴躍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這不是我們二年級教的嗎？他們五年級的學生能答出來，這也值得高興？像這樣有什么高質量？日后，能把學生送到哪兒去？
“我很驚訝！”他說。
這是一個陽光和煦的下午。我坐在張院長的辦公室里與他交談。
陽光落在窗前的一盆綠葉花卉上。張院長的講述中依然有一種悠遠的情思，我在他的講述中不只看見新西蘭的陽光和流云，也仿佛望見了他少年時家鄉的某一條小河，山坡上的玉米地，像波浪般搖曳的麥子，遠處的山脊，朦朧的綠色和裊裊的炊煙……我能感覺到，他說著新西蘭，但他聲音的背景里一直有家鄉的形象。
他是2003年2月訪問新西蘭的。那是北京市教育學院組織的一次考察訪問，全團18人，他是副團長。
我請他談談他的新西蘭觀感。我深信，在一個開放的世界，如果不了解世界正在發生什么，你即使身在中國，也未必真正認識中國。
“我給你講講我在新西蘭遇到的3個中國人吧！”
張逸民這樣開始。他說第一個名叫李琨，在國內是武漢某大學的女副教授，目前在新西蘭打工。
“副教授在新西蘭打什么工？”我問。
“比如，她這次被新西蘭方面請來當翻譯。”
“她不能也找個教師工作嗎？”
“不行。她在國內的副教授職稱，在新西蘭不被承認。新西蘭教師的專業化發展很規范，就像法官、律師、醫生，都要通過專門的職業資格認證。缺這個認證，任何學校都無權聘請你當教師。”
“那她為什么要到新西蘭去打工呢？”
“是呀，我也這樣想。”張院長說，“她在國內怎么也是個大學副教授了，為什么呢？”
張逸民這次去訪問的接待方是基督城教育學院，該學院就坐落在新西蘭南島東海岸的基督城。新西蘭的夏季，最高氣溫在23度左右，2月正是夏季，氣候十分宜人。到新西蘭的第一個星期六，他們去海灣觀海，李琨也來了，還帶來了她的在新西蘭讀五年級的女兒。
“你為什么選擇來新西蘭，就因為這里天很藍，水很綠，景很美？”張逸民問。
“不。”李琨說，“或者說，這是原因之一。”
“那為什么？”
“為了孩子。”
她的女兒此刻也在這綠草和鮮花之中。她叫汪秋安，出訪的這批中國教師都很喜歡她，吃飯時把她愛吃的都放到她面前，有時還特地留起來打包，讓她帶回去。她很快就跟大家熟了，間或也能給大家當個小翻譯，愛說愛笑，滿臉陽光燦爛。
“為什么說是為了孩子？”
李琨說，你們都夸她，可她在國內可不是這樣。孩子出生時是雙胞胎，同胞妹妹叫秋康。給她們取名“安康”，就因為她倆出生時體質弱。大約正由于體質弱，上學時她倆在同齡孩子中就漸漸跟不上了，此后一直厭學，怎么幫她們也上不去。這樣下去，將來在同齡孩子中無疑要被考試淘汰出局。
可是，到新西蘭后，秋安突然在新西蘭的同齡孩子中鶴立雞群了。起初，秋安和媽媽都覺得，這是由于班上老師講的那些知識都是她在國內早就學過的，所以也不能有什么驕傲。但是，秋安畢竟天天生活在新西蘭的同齡孩子中，她確實比別的孩子知道得多，她不斷受到老師表揚，久而久之，她確實感到自己不比別的同齡孩子差。這是真實的，確切的。
可是，在國內，她在班上不斷受到批評，她的考試成績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訴她，她就是比很多同學笨。這也是真實的。
“秋安，你怎么不會笑？”
她哭了，和妹妹一起哭。
一次次受到批評，一次次失敗，把她們童年的笑容消滅了，把她們的自信也消滅了。她們痛哭，哭自己就像是為了失敗而來到這個世界上的。
可是，在新西蘭，她還是她，一次次受到表揚，不僅僅是老師的表揚，而且再沒有同學能說她笨，同學們都對她投以佩服的目光。這是她快樂成長的真正的陽光！
三、又一個"為了孩子"
自信心，成功感，一天天在她的心中滋滋地生長，她已經忘記了她“笨”。學習，并不只是書本上那些知識，還有書本之外的許多知識，這一點在新西蘭的小學教育中體現得相當充分。比如，新西蘭小學一年級的教室里就有供學生動手去玩去操作的計算機，從城市到鄉村都是如此。
自信心的增長使秋安獲取書本之外的知識也不遜色。新西蘭是英聯邦國家，秋安在新西蘭的語言環境里很快適應了英語，何況她還有一個曾在國內教英語的媽媽。現在她比起新西蘭的同齡孩子，還有會漢語的優勢，笑容怎能不在她臉上出現？笑容在她的臉上一天天復蘇、彌漫，終于笑得這樣燦爛！
“她還小，而且缺乏信心，我們在新西蘭沒有任何親戚，如果讓她自己到新西蘭來上學是不現實的。為了孩子，我只好放棄在國內的工作。”媽媽說。
一個母親，為了孩子，放棄了自己在祖國的事業……現在，這個故事是這樣強烈地打進了張逸民院長的視聽。
“你的另一個女兒呢？”
“秋康還在國內，跟她爸爸。”
“她爸爸也是搞教育的嗎？”
“是個中校軍官，搞通信的。”
李琨接著說，秋康在國內還是厭學，秋安已經變得非常愛學，姐妹倆已經是大不相同的兩個人了。現在她爸爸正準備復員，然后帶秋康也來新西蘭。
“打算移民嗎？”
“至少在孩子長大之前，我們不可能回國發展。是不是移民來新西蘭，將來再看。”目前李琨一邊打工以支持生活，一邊在坎特伯雷大學讀一個學位，目的是爭取日后通過認證進入新西蘭教師隊伍。
新西蘭迷人的海灣，世外桃源般的巨大公園，身后的祖國，還有同行李琨和她女兒的故事，都在張逸民的腦海里如太平洋的海浪那樣翻騰……今天，我國出國留學的“童子軍”，何止是這位從事教育的同行的女兒呢！
2002年，我國有小學45.69萬所，在校生1.215億人，小學凈入學率為98.58％，小學教師577.89萬人。加上中學與大學，全國有各類學校117萬所，在校生3.18億人。此外還有幼兒園11.18萬所，在園幼兒2036萬人，教育規模為世界之最，辦好中國的教育，實在是一個偉大的事業。
今天，我們已經不能一般地探討小學生出國留學是否合適，也不能一般地關注中國適齡兒童的入學率，秋安姐妹在國內并不是沒有書讀，難道我們不能在我們心愛的祖國創造出適合她們學習的環境？
“我說這些，你有興趣聽嗎？”張院長問。
“有啊！”我說。
“聽我講完另兩個人的故事，你會更理解，王能智老師在國內的教學環境里，讓那些厭學的孩子變得樂學該多么可貴。”
張院長講的第二個人是為他們考察團開車的司機。
他說，又一個周六，我們去南島北部的小鎮埃克羅瓦觀光，這個司機為我們開車。起初，我根本想不到他在北京是國家計委的干部，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現在一家三口都在新西蘭，他受雇于一個車行，也在這里打工。
這也是個難忘的周六。一路行去，風光綺麗，田園、山、海、樹，會讓你想到西方人為什么喜歡油畫，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美術教師。埃克羅瓦小鎮與大自然融為一體，隨處可見悠然長椅和享受陽光的人們。這位司機成為我們最好的導游，我沒記住他的名字，在游玩時我問他。
“來新西蘭能賺大錢嗎？”
“談何容易。”他笑道。
“那你為什么選擇來新西蘭？”
“付出簡單勞動，過著平和生活。”
“你不到40歲吧，打算就這樣過下去？”
他沉默了一下，說：“為了孩子吧。”
又一個“為了孩子”！
張院長繼續問下去，得知他的孩子在國內也是厭學，到新西蘭后，從厭學到樂學，從不自信到自信。是孩子的變化堅定了他們在新西蘭住下去的決心，他說：“這不是我的選擇，是孩子的選擇。”
“我們這一代人，在新中國長大。應該說，學校給我們的教育，還是使我們比較注重人生要有自己的事業。但現在這兩個故事都讓我看到，中國的父母，為了孩子可以舍棄很多。”張院長說這位司機的故事與李琨相似，我就不多說了，接著說第三個人。
他是臺灣人，就是剛才說的那位司機的車行老板。3月，我們結束考察的前夕，在南島有一次長途旅游，他親自來為我們開車。
這次出行有三天時間，我有機會與他交談，得知他祖籍浙江，父親那一代去了臺灣。父親依然懷念大陸，給幾個兒子取的名都是浙江的地名，他的名字就叫永康。
我對他說，既然思念大陸，現在大陸開放，政策優惠，你為什么不去大陸發展？那臺灣人說，我看好這里。
“看好這里的自然環境？”
“人際環境也好。”
“怎么好？”
“人際關系簡單。沒有窩里斗。”
“臺灣也窩里斗嗎？”
“有啊！”
“就因為這些因素？”
“還有教育好。”
又談到了教育。
我問他怎么個好法，我說大陸教育也很棒，特別是基礎教育。我舉了新西蘭小學五年級那個蛋糕題，我說這差我們太遠了。我想聽聽這位聲稱新西蘭教育好的車行老板怎么說。隨后我發現，他對我提出質疑的那個十分簡單的蛋糕題完全不以為然。
“你們清華、北大進世界大學排名前100名了嗎？”
“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們提出要為‘建世界一流的名校而奮斗’。不管怎么說，清華、北大很棒。”
“但沒有新西蘭達尼丁市的奧塔哥大學棒。”
“何以見得？”
“那兒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全世界都很受歡迎。搞生物工程的學生還沒畢業，英國、美國的企業就到那兒爭著預訂畢業生去了。”
我說，這位車行老板是從學生最后的出路來看新西蘭教育的。他的話令我想起了一句做買賣的話：“人喚人千聲不語，貨喚人點手就來。”就是說，你說你的教育好，講了一千遍，人家可能沒反應，可是你培養出來的學生，到處都搶手，不用你吆喝，人家就奔你來了。
四、自信心比知識更重要
寫到這兒，我想請你將目光返回中國來看一下我們的身邊。有位北京的女教師對我說，我就給你講講我兒子周六、周日的時間表吧！
“我的兒子讀五年級。周六上午，我一早送他去一個加強班學數學和英語，時間是8點30分到12點。”
“這幾個小時，你在哪兒呢？”
“在外面等啊！”
“你一直在外面等？”
“是呀！他12點下課，下午2點還要趕到另一個地點去上課。他一出來，我帶他到附近飯店吃點兒東西，接著就趕到另一個班去。”
我這才想起她此時的身份是母親。國家提出要給學生“減負”，學校不能再用周六、周日給學生補課了，社會上各種班卻應運而生。國家倡導素質教育，雨后春筍般設在雙休日的班也稱素質班。上課的當然還是老師，只是另有人組織，向社會招收各年級的學生，用北京人的話說：“火極了！”
“你兒子下午上什么課呢？”我接著問。
“還上數學和英語。”
“上到幾點？”
“2點到5點。”
我以為這一天的課就該結束了，可她告訴我：“還有呢！”
還是在附近的飯店吃點東西，店里多是母親帶著孩子。然后，這位當教師的母親繼續帶著兒子到鋼琴城學鋼琴，每次學鋼琴一小時，交學費90元。
“星期日上午，”她繼續說，“我兒子寫作業。下午上‘家教’，還學數學。一小時，一對一，100元。”
接著又開始了周一到周五的“學校的戰爭”。
他才讀小學五年級。
我說你也是教師，你干嗎呀，不怕把孩子壓垮了？
她說我也心疼兒子，知道他很累很苦，知道該素質教育，可是將來中考、高考，那考分跟你沒商量。
我說，現在考試不是也在朝考查素質的方向改嗎？
她說改是在改，但競爭就是這么激烈，而且應試的成分還是很大。我兒子上的那些班，你去看看，周六、周日，家長們等在外面，就像中考、高考等接孩子那樣人頭攢動。
我說，像你這樣給孩子加課，付出的經濟代價，窮人的孩子可上不起啊！
她說，我們也不富。在外面等孩子，家長們就說，現在競爭這么激烈，光靠孩子自己在校努力哪成？要把孩子培養成才，你就要舍得給孩子買三張門票。
我問，哪三張？
她說，你呀，真是……家里沒小學生了吧！都知識經濟時代了，第一張門票就是要舍得花錢強化孩子的知識，爭取上個好初中，這個臺階非常重要！第二張門票是“中考”，第三張門票是“高考”。你的孩子要是入不了那個門兒，就沒戲了。
“我這才買第一張門票，怎么辦呢？省吃儉用吧！”
至此可見，新西蘭五年級的那個蛋糕題同我們五年級孩子承受的學習重量，已是多么強烈的對照。
所以張院長會感到驚訝，會認定我們五年級孩子學到的知識肯定比他們多，會覺得我們的基礎教育有質量，而懷疑他們那樣的教學將來能把學生送到哪兒去。
現在，張院長說，那位來自臺灣的車行老板講的奧塔哥大學，我還不大了解，但我們在新西蘭考察三周多的時間，有一點已經不必懷疑，就是他們小學五年級那個蛋糕題，并沒有妨礙他們的學生最終成為世界上受歡迎的學生，高質量的學生。
這樣，我們就不能不想想，我們的基礎教育，是否有必要讓學生承受那么大的學習重量，這結果是什么呢？
張院長說：“有一句話，我并不想說，但我們在新西蘭感受到了，我們在海灘上就說過，說我們在干什么呢？我們是在辛辛苦苦、認認真真地制造大量厭學的學生，大量在高難度的壓力下，自信心起不來的學生。”
寫到這兒，我還想起另一位老師對我說：“我們的學生小時候可能還有海闊天空，我們培養了十多年，他們或者高考落第，或者進入大學，一個個像豆芽菜似的。”
我問：“豆芽菜，什么意思？”“個子高了，戴著眼鏡，自信心不強。”他接著說，美國、英國那些學生，別看他們少年時學得不深，但一個個信心十足，到20歲以后就像猛虎出山，撲向世界。
對方還告訴我，“豆芽菜似的”，不僅用來比喻我們的一些高中生，我國人才市場對那些高分低能的大學畢業生也有這個說法。
張院長也說：“每個孩子經歷的一次次受挫和失敗，都是很痛苦的。這些痛苦甚至會成為伴隨他們一生的陰影，影響到成年的生活。”
在張院長的講述中，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強烈地使用一個詞“陽光燦爛”。他一再說：“在新西蘭，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公園，到處看到他們的孩子陽光燦爛！”
他還說：“他們的學生特愛學。我們的學生是在各種壓力下被迫學。我們的老師付出很多，學生付出很多，家長付出很多，我們應該特棒才對。可是不是。為什么呢？”
我想我已經看到了：對于成長中的孩子，如何保證他獲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獲得多少知識都重要！
這是個春天的下午，京西的太陽已經從屋外斜照進來，暖暖地照耀著張逸民院長的辦公室。這陽光可能令我們想起一生中8歲或者18歲的某個早晨或黃昏……能這樣坐下來探討一些問題，令我感到仿佛有一條人生的河流在我們心中波光閃閃地奔流。
接下來我講到中國中學生參加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物理等項競賽，屢屢獲得最多金牌。他說：“是的，從前我也一直以此作為我們基礎教育很棒的一個證據，引為驕傲。”
我說：“現在我也看到了，這與我們從小學到中學的課程學得深，歐美學生學得淺有關系。”
他說：“如果有人組織小學生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中國兒童恐怕要囊括所有的獎牌。可是，包括這些最拔尖兒的中國孩子在內，在他們成年后，為什么還沒有產生一個獲諾貝爾獎的呢？”
五、正螺旋？負螺旋
我想起一個問題：我們的教育也培養了不少充滿自信、非常好學，而且終于相當杰出的人才。這些學業優異者、成功者，在我們的傳統教育下是如何冒出來的呢？
我的提問引起了張院長對自己學生時代的回顧。他說我算不上人才，也算不上成功者，但我從中學以后就是成績非常好的學生，我的進步得益于遇到一位好老師。
老師叫潘翔久，是語文老師，文學功底深厚，書畫都非常好，講課特棒。我至今記得他講蘇東坡的一首《浣溪沙》，說著說著就在黑板上畫出了小橋、流水、白馬、行云……就一根粉筆，線條非常洗練，形象優美、傳神，我們很快都進入了那種意境。不知不覺就下課了，我們都感到沒聽夠，下課就鉆到蘇東坡那些詞句里去體會，感到中國古代詩詞真是美極了，那不僅僅是語文，我們體會到了境界和情操。
那是1956年，我讀初二，我父親被調去建設官廳水庫，那是當時著名的水庫建設，我們的家搬到水庫工地去了，我就住校，在北京一中。這年暑假，我回家，看官廳水庫雄偉的大壩，紅旗招展，看長城烽火臺，看閘水時小河里魚兒撲通撲通地跳，大人小孩都到小河里去抓魚……回來我寫了一篇散文，那是暑假作業。潘老師看了后寫了一段批語，我至今記得：
本文語言優美，情感真摯，層次分明，有條不紊。初中生能寫此文，殊屬不易。
就這么些字，我當時很激動，因為這是潘老師寫的，我們對潘老師都很崇拜。更大的鼓勵還是幾天后，我們同住一個樓的高三的學生告訴我———那時初中生住校就我一個人，我和高中生住在一起：潘老師把你的作文給我們看了，要我們向你學習呢！
我當時受到的那種鼓勵，不是幾句話能說清的。那以后，我每天去圖書館借書看，《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還有各國的一些小說，包括民間故事，我都是那幾年看的。都說“刻苦讀書”，我那時一點苦的感覺都沒有，讀什么學什么，都其樂無窮。
到高中，我遇到了一位汪老師，人稱“汪三角”，他的“三角”講得太棒了。他對我的表揚又激起了我對數學、幾何的濃厚興趣，我后來上大學學的是數學。汪老師在我們上高三時遭遇車禍突然去世，許多同學都哭了。老師被學生深深愛戴，情感是非常真摯的。
張院長說，現在學生的壓力，說到底是考試的壓力懸在頭頂，因為它決定著你未來能踏上哪一級臺階。我回顧，我那時特別愿意考試，一考就能考好，一好就受表揚，就有成功感。一次次強化成功感，一次次成功又強化了自信心，這樣，這個學生就進入了一個學習的“正螺旋狀態”，這就是上升的狀態，就步入了成功的軌道。反之，一個學生遇到困難和挫折，不被理解，總是遭到嘲笑和批評，那一次又一次地經歷挫折，對自信心、對學習興趣都是打擊。一次次打擊，就必然造成厭學，必然沒有自信，就步入了一個“負螺旋狀態”，這就是下降的狀態，就會產生失敗的學生。
我接著問：以往那些成績很好的學生，大約有哪些因素？我的問題也引起了張院長的興趣，于是共同探討，感覺大約有這樣幾類：
一是家境貧窮的學生。在我多年采訪中，我看到相當多有突出成就的人士生長于農村。他們家鄉的教學環境并不優越，但窮則思變，讀書成為他們迫切需要抓住的一條出路。他們由于入學之初特別用功而獲得好成績，從而成為老師表揚的對象，在一次次成功中進入了正螺旋狀態。
二是在強調階級斗爭的年代，家庭成分有些問題的學生。他們知道，如果自己不特別努力，就沒有機會。由于努力，在學習上成為班上的尖子，也成為老師表揚的對象，在學習上獲得自信心，從而進入正螺旋狀態。
三是父母有殷切期望，教育得法，孩子也肯主動努力。他們入學之初取得好成績，屢受老師、家長表揚，被送上正螺旋狀態。
四是在學習的某個階段，因某種機緣對學習發生興趣而獲得好成績的學生。他們從此受到表揚激勵，這又加強了他的發展。這其中最常見的機緣是遇到好老師。老師發現了他的閃光點，學生受到鼓勵，重新認識自己、發現自己，由此萌發學習興趣，進入正螺旋狀態。
當然，并不是所有家境貧窮、家庭成分有問題和父母有殷切期望的孩子都能進入正螺旋狀態。成功的學生往往有其共同點：在學習的早期階段，因成績處于班上的領先地位，被表揚被激勵，體會到學習的樂趣和成功的樂趣，終于走向成功。
小秋安在國內的班上已毫無領先優勢，而是被批評的對象了，怎么辦？只好到新西蘭去，在那樣的“蛋糕題”面前，小秋安的領先地位體現出來了，她的自信心得以重建，于是進入了正螺旋狀態。
秋安的領先地位對新西蘭的孩子有沒有壓力呢？沒有。因為新西蘭老師的教學，孩子們都能承受。他們是在寬松、快樂的教學中，注重培養學生的自信心和成功感，這是符合少年兒童成長規律的。
張院長說，我們在新西蘭，到處看到他們的中小學老師和顏悅色，總把鼓勵的語言掛在嘴上。大學教授則常常是在與學生“商量”中教學。他們的舉止言談很自然地體現在他們的職業行為中，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
張逸民院長還告訴我：“我們石景山原古城五中的校長王槐樹，他還當過石景山教委教育督導室的督學，他的外甥已經到了上一年級的年齡，但他堅決不讓外甥上一年級，而讓他在幼兒園再學一年。這就是想透了的明白人。這是寧可推遲一年，也要讓孩子在上一年級時處于領先狀態。”
六、壓力，壓力，還是壓力
訪問了張逸民院長后，我去訪問了京源學校。
它坐落在石景山魯谷開發區，是王能智老師的實驗田之一。這是一所集嬰幼園、小學、初中和高中于一體的寄宿學校，1996年建立。
當年開學不久，有學生跳起來在嶄新的白墻上踩了一個鞋印，校長和書記做出一個決定：全校學生排隊去參觀那個鞋印。
于是有家長來信說，學校的任務是讓孩子學習好，你們組織參觀那個鞋印也就行了，還組織討論，那不是占了學習時間嗎？甚至問：“你們是學校還是黨校？”
學校讓學生每個星期一做大掃除，有的學生弄臟了衣裳，鞋也濕了。又有家長來信問：“孩子在你們學校，是學生還是清潔工？”
學校開展雙語教學，就是也用英語講課，有家長來信說：不要這么教，因為用英語講不如用漢語講得透徹，這么講將來是會影響高考的。
在京源學校，我認識的第一個人就是在前面那個座談會上已經見到的曹彥彥。某天上午，在她的辦公室，我們再次見面。
下課鈴聲一響，她的辦公室就來了許多學生，總圍在她那臺電腦旁……這時候她的辦公室實在不像個副校長辦公室。曹彥彥并不在意，好像早就習慣了。
她大約是北京市最年輕的副校長之一，1971年出生，內蒙古呼和浩特人。1993年她22歲畢業于東北師范大學地理系，到北京石景山某中學教地理后認王能智為師，29歲任京源學校副校長。
她的辦公室依然人進人出。她剛才說到家長們參與意識都很強，對教學的一舉一動監督得都很厲害，現在她接著說：“孩子還在小學一年級，家長們都高瞻遠矚地看到了高考。每個家長都關心孩子的考分，我們每個學期結束也發分數條，好像教育的成果最后就全體現在分數條最后一欄的總分上。”
“你們學校有厭學的孩子嗎？”我問。
“有。壓力對學生、對老師都普遍存在。”
“你是說壓力與厭學有關？”
“這好像不單單是我們教育領域的問題。家長下崗，鄰居某個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都會讓初中生感到壓力。壓力對學生好像無孔不入，單靠我們來改變，很難很難。”
曹彥彥還說，有位母親講，當你聽說清華、北大的學生還沒畢業用人單位就預訂了，可從一般的大學畢業，到人才市場還沒開口，人家一個牌子立那里，叫你“免談”的時候，你啥感覺？現在你不使勁督促孩子，他還小，知道什么？等知道就晚了。不是說“少小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嗎？于是，家長們感到督促孩子還不夠，就督促學校。
上課鈴聲響了，學生們又潮水般地退走了……望著靜下來的辦公室，我說，我想接觸一下你們的初中生。
她說，好呀！
學生的壓力，最集中地體現在初三和高三。
在描述具體的學生之前，我想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他們的學業背景。我國實行的是九年制義務教育，方針是要力爭讓學生至少讀到初三。如果考不上高中，初三就是孩子一生中重大的分界線。初三畢業能不能考上一個好高中，又是孩子和家長們力爭的制高點。
發達國家實行的基本上是12年義務教育。為了讓我國學生在9年義務教育中多學到知識，我國從小學到初中都增加了學習內容。有句話說：“我們是用9年對付發達國家的12年。”這樣，我國初中生的學習任務就比發達國家的同齡孩子重。
壓力不僅僅來自學習任務。2002年，我國共有初中6.56萬所，初中教師346.77萬人，在校生6687.43萬人，初中畢業生升學率是58.3％，這意味著有41.7%的初中畢業生被淘汰。一個孩子要是沒讀到高中，哪個家長不操心呢？
由于他們還只有十四五歲，由于初三是孩子第一次面對自己人生的挑戰，他們承受的壓力，比高三的孩子更大。
現在，我見到了一群初三的孩子。
從表面上看，我很難描述他們是活潑還是比較拘謹。有個初三的男孩說話了，他說：“我吃飯有壓力，上課有壓力，下課聊天還有壓力，做夢都是緊張的場面，壓力無處不在。”
我問：“為什么下課聊天也有壓力？”
他說：“比如我媽就反對我看流行音樂雜志。”
我問：“這跟下課聊天有什么關系？”“有關系呀！”他說，“我其實并不喜歡流行音樂，但我買了很多流行音樂雜志，比如《大嘴鱷魚》啦，《流行樂壇》啦，我每期都認真看。”
“不喜歡，干嗎還認真看？”
“為了聊天時和同學有話說。如果別人說起來我什么都不懂，就沒人愿意和我聊天了。”
這下我聽明白了。我想家長一定會說，不和你聊天有什么關系？把聊天的時間用于學習不是更好嗎？
可是孩子需要聊天，而且很在意聊天。
有個女孩在一次模擬考試成績出來后，因分數掉下來一大截，老師還把全班同學的分數都寫在黑板上，弄得她好沒面子，到晚上9點了她還沒回家。家長找到學校，找到老師，老師說早放學了，沒留下任何學生。一問模擬成績，知道不好。那么女兒到哪兒去呢？
老師、家長都打電話問平常跟她要好的同學。
回答都說：“沒看見。”
同學也緊張了，幫助往所有同學家中掛電話。
都說沒看見。大家都緊張了。
家長發動親朋好友開著車滿京城找，見到網吧、游樂場所都不放過。仍然沒有。
做父親的決定報派出所。在派出所，父親的手機響了，接聽，沒聲，問：“誰呀，有消息嗎？”
“爸，是我。”女兒的聲音。
“你上哪兒去了？”
“跟同學聊天。”
“瞎說，你的同學我們全問過了。”
“跟小學同學聊天。”
“小學同學？”父親很困惑，“誰呀？”
女兒說了個名字，是她小學時候的好朋友，已經很久沒聯系了。父親一邊往家趕，一邊給還在京城四處尋找的親朋好友打手機，說別找了，回家了。
七、“誰來理解我們？”
回到家，父母問女兒吃飯了嗎。
吃了。
在哪兒吃的？
麥當勞。
兩個小學時候的朋友就在那兒一邊喝飲料，一邊望著麥當勞的燈光聊天。夜色很美，她們的心里很茫然……家長感到不可理解，說你考砸了，不趕快回家抓緊復習，還有時間去聊天？
“天哪，誰來理解我們？”說這話的女生臉上并沒有痛苦狀，好像是一句玩笑。其實，含笑的痛苦，真的是父母所不理解的痛苦。找小學同學聊天，那是懷念小學時候的生活。雖然小學也很緊張，但畢竟不像中學。找小學同學聊天，是對中考感到恐懼，是因為心中有不被大人們理解的孤獨。
“小學太可愛了，中學太可怕了！”她說。
不想回家，還因為回家父母就問：“考得怎么樣？”
接下來不是批評就是鼓勵。女孩說：“鼓勵也是壓力。”為什么？比如父母說，“考不好沒關系，繼續努力，吃完了進屋去吧！”
這句“進屋去吧”，就是驅趕你去學習。
每個家長都覺得這樣要求孩子是對的，“都這時候了，就該鎖定目標，分分秒秒都用在學習上！”
家長也不容易啊，就是這樣做，家長會上也常要被老師批評一通兒，哪個又敢掉以輕心？
在這里，我想說說公布分數帶給學生的巨大壓力。
從老師角度講，公布分數的初衷也是一番好意，激勵學生好好讀書嘛！但對于成績不好的學生來說，無異于羞辱。羞恥之心，人皆有之，十幾歲的少男少女，誰無自尊？在西方國家，分數是被當作個人隱私來保護的。老師交給學生打過分數的試卷或作業時，總是扣著放，或裝在一個信封里遞到學生本人手上。一個在美國讀書的中國學生說：“這和國內太不一樣了！這讓你覺得你被人尊重，而且考砸了也沒有那么大的壓力，下次考試的時候，你還可以和別人站在一個起跑線上。而公布分數，會讓你覺得自己總是不如別人，甚至永無出頭之日，真是太可怕了……”
聽聽，說這話的還是個學習不錯的留美碩士生。那些成績不太好的，或更差一些的，又該如何？
孩子不懂得該努力嗎？
他們對各種道理能倒背如流：現在社會競爭這么激烈，發展這么快，不學能行嗎？如果連高中都考不上，將來能干什么？……用不著你告訴他學習有多么重要。
“不是不知道，就是做不到。”
為什么做不到？主要責任恐怕不在孩子。
全國統一的《教學大綱》很具體地規定了課本里哪些要“識記”，哪些要“理解”，哪些要“運用”。中考、高考按此出題，教學就要以此為依據，復習以此來備考，老師不敢有疏漏。近幾年強調素質教育，但現行的《教學大綱》里需要“識記”的內容仍然很多。有學生說，什么“識記”，就是死記。
應該承認，如今考試的方方面面也在改進，比較靈活的考題也在增多，老師們為對付靈活題，不得不加進新的應對內容。如此，減的不多，加的卻不少。
一次次的演習性考試，俗稱“做片子”，就像防空警報頻頻拉響，讓你緊張得要命！大量試題來不及細看就要迅速做出判斷，只要有幾道題卡殼，你就心驚膽戰，眨眼間分數就下去了。中考、高考一卷判前途，考不上你就完了！
大量的知識壓得孩子抬不起頭來，題海要把他們淹沒了，沒有人會對許多答錯的試題興高采烈。一次次受挫都在撲滅他們的自信，在不斷制造大量厭學的孩子，傷害自信是對孩子成長期最大的傷害。
或許，這一代孩子處在這個重大教育轉型期，正經歷著最難的一段跋涉。
我的爸爸媽媽對我的學習非常重視，平常不讓我看電視，周末了，我看個動畫片他們還嘮叨半天。不看電視也就算了，就連平常我看的課外書也被他們收起來，一回家就把我關在屋里讓我學習。我出去倒口水喝，我媽也說：“浪費時間，你不會把暖水瓶提進去？”都說要全面發展，我給我爸我媽說了，他們也不聽，我該怎么辦？
這是京源學校初三的一個女生寫給心理學女教師張郁茜老師的信。張郁茜也是王能智主持的“石景山中青年骨干教師進修班”的學生，但在王能智還不認識張郁茜時，京源學校的白宏寬書記、麻寶山校長就親自到大學應屆畢業生中去招來了張郁茜。
這是個很有現實意義的舉動，基于兩位校領導的共識：當今孤獨、苦悶的中學生有許多心理問題，我們必須為學生物色一位心理學教師。
張郁茜是安徽省淮南市人，在北京師范大學畢業時正為自己的去向發愁，因為許多學校更關注的是中考、高考要考的那些科目的老師。中考、高考都不考心理學，許多學校也沒有設心理學課，她畢業了向何處去？突然，她遇到了京源學校的兩位校領導專門來物色心理學教師，并被選中。
“這是你的辦公室。”白宏寬書記說。
“就我一人的辦公室？”張郁茜問。
“對呀！”
真是太意外了。因為她已經看到，全校各科教師都是多人共用一個辦公室。校領導不但給她配備了單人辦公室，還配上沙發和電腦。她得到的是獨一無二的環境。
“學校給我這個環境是為學生考慮。”張郁茜告訴我。
“怎么說？”我問。
“你想，學生心里積壓著許多隱秘的話，跟家長、跟班主任都不便說，能在大辦公室里說嗎？這就需要一個讓他們感到安全的環境。來這里，可以一對一地跟心理學老師說，配上沙發，有助于進一步讓學生放松。”
學校在初一就開設心理學課，讓學生初步了解心理學并建立對心理學老師的信任。此后，從初二到高三不再開設此課，但全校學生都可以用各種方式與張郁茜老師交流，比如寫信。
請看另一個女生寫給張郁茜老師的信。
父母很愛我，一日三餐，無微不至。晚上我做作業，他們怕影響我，連電視也不看。但我們就像生活在一棟樓里的陌生人。
出去散步的時候，天黑了，我爸我媽走在前面，我獨自在后面尾隨，就這樣繞了一大圈又回到家。大家都不說話，我覺得壓抑極了。吃飯時父母也說：好好吃飯，不要說一些無關的事。
什么是無關的事呢？父母就認為，只要是跟學習無關的就是無關的。他們說：有事說事，沒事寫你的作業去！我想跟他們說些話，常常一開口就被堵回來，我在家里非常孤獨。
八、與父母簽約
張郁茜與學生的交流形式多樣，常常也用E-mail交流，如果需要直接交談，就在信里約見或打電話，一切看學生需要。學生來信大部分是用化名，也有少數同學哪怕談自己早戀中的苦惱，也很勇敢地用真名。
我在張郁茜那里看到學生們各種各樣的化名：冰涼心情、失落女孩、米老鼠、天堂鳥、秋思、荷花、矛盾、小蜜蜂、小貓咪、夢雪兒、流川楓、櫻桃小丸子、灌籃高手、F、L……其中有不少是動畫片中主人公的名字。也有的同學不署名，只在最后寫上：“一個想傾訴的學生”、“一個不需要回音的學生”等等。
張郁茜給他們回信，也使用他們的化名，學校傳達室窗外的小黑板上常常能看到諸如“冰涼心情、小貓咪，有你的來信”這樣的提示，使用該化名的同學知道是張老師的回信，就可以到傳達室去按約定的“口令”領取。不愿意讓別人知道自己心事的同學，連張郁茜老師也不知對方是誰，交談就在悄悄中進行。
張郁茜獨特的工作做得頗有影響，家長們都知道學校有個像心理醫生那樣的心理老師，家長有問題也來找張老師，于是張郁茜辦公室的沙發上也經常坐著一位又一位家長。
我問：“來訪的，哪個年段的學生家長最多？”
張郁茜隨口而出：“初三。”
一天，有位母親來咨詢。
她說：“我的女兒放學不回家，總去網吧。我們找遍了附近的網吧，已經兩次在深夜把她揪回家了，可她還是要去。初三了，學習這么緊張，怎么辦呀？”
“您別著急，坐下來，慢慢說。”張郁茜說。
這位母親坐下了。
“您跟她好好談過嗎？”
“談過呀！”
她爸跟她說，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說出來，我們好好談談。她不吱聲。她爸又說，我們是平等的，你有什么話可以說呀！她還是不說。她爸又說，比如你可以說說，你為什么一定要去網吧？她就說了。
“她怎么說？”
她說她也沒干什么，就是上網聊天。
她爸說，聊天？聊什么天，跟誰聊天？
她說我也不知道，陌生人唄。
她爸說，跟陌生人聊天？
她說，就是陌生人。
她爸說，跟陌生人聊天那么重要嗎？
她說，這是我的事。
她爸說，你什么事，非去不可嗎？
她說，我跟人約定的，不能不守信用。“聽聽這是什么話！”來訪的母親說，她爸說，你跟網上的陌生人約什么定，約定干什么？她說我說過了，沒干什么，就是聊天。她爸說，網上那么復雜，你跟陌生人聊什么天，有什么意義？她爸氣得給了自己一巴掌。女兒就哭了。我們再說什么她不聽也不說了，第二天還是要去網吧。她還小，要是被人騙了，怎么辦？而且中考就要來了，怎么辦？
張郁茜說：“您別著急，咱們商量商量。”
張郁茜說：“不是您的一個孩子這樣。您剛才也說到了平等，您想知道孩子們是怎么說的嗎？”
“怎么說的？”
“他們說現在很多家長都有平等觀念，但家長那‘平等’的后面是有陷阱的，等到孩子把自己的秘密說出來，家長就開始批判了。他們說這還是個‘不平等條約’。”
來訪的母親認真聽了，說：“這些孩子，還真能說。”
張郁茜說：“孩子們認為，家長像這樣越往平等靠，就越顯得不平等。他們認為家長沒有理解平等的實質，平等不是擺個平等的姿態就平等了。您看孩子們說的是不是也挺有水平？”
“那怎么辦呢，就由她去？就讓她放了學去跟陌生人聊天？”
“恐怕要先跟孩子建立真正的交談，是交談，不是談話，不是領導跟下級談話那種談話。不是你說得對我就贊揚，你說得不對我就批評。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家長都認為，我是看著他長大的，我還不了解他？實際上我們的思維，我們的判斷，完全可能跟孩子不一樣。”
“我還要怎么了解她呢？”
“咱們就事論事。你們家有條件上網嗎？”
“有。”
“她為什么不在家里上？”
“我們不讓她上。”
“為什么？”
“這不是要中考了嘛，上網浪費時間。”
“初三、高三的孩子孤獨感更強，更需要傾訴。他們往往不怕浪費時間。你不讓他們上網，他坐在那里一下午、一晚上，什么也看不進去，什么也做不了，那才是浪費時間呢！”
“按您這么說，還得讓她上？”
“您不是希望女兒放學了能回家別去網吧嗎？那第一步就先讓她回家，讓她在家里上網。您可以試著和女兒達成一個協議，或者說，試著真正與女兒平等一回，那就有可能出現變化。”
幾天后，張郁茜接到那位母親打來的電話。
對方說：“我們簽約了。”“是嗎，怎么簽的？”“我們同意女兒每天在固定的時間里在家上網，女兒承諾不去網吧。雙方簽字畫押。”
“真簽字畫押？”
“是的。”
“執行得怎樣？”
“起初以為孩子不會接受，沒想到她一下子就接受了。執行起來也不困難。女兒說，早這樣，多省事，也省得我出去亂跑。”
就這樣，實現了第一步———女兒回家了。
可是，父母仍操著心。她交的網友究竟是誰？女兒為什么迷上了跟這個陌生人聊天？“這個陌生人到底用什么魅力迷住我的女兒呢？”
張郁茜說：“您看，這個世界很值得了解吧，現在那個看不見的陌生人是不是也引起了您的好奇？我建議您可以跟女兒聊一聊了。”
“怎么聊？”
“用感興趣的語氣問問，網上都認識些什么樣的朋友？不要質問，不要談學習，不要表現對她的關心，而是表現出您對網絡的興趣，是您想知道這個您不了解的世界。”
九、聊天中潛伏著渴望
又過了幾天，家長又打來電話。“我跟女兒聊了。沒想到她認識的網友不止一個，有好幾個，真嚇我們一跳。我問，你們都聊些什么呢？女兒說也就發發牢騷，聊些日常瑣事，也挺無聊的。女兒說是‘無聊對無聊，互相聊一聊’。”
再后，母親就與女兒討論：網上的朋友與生活中的朋友有什么不同？女兒說：網上的朋友雖然無話不說，但那是虛擬的，真有事也不敢找對方幫忙。現實中的朋友，則怕受他的傷害，不敢暢所欲言。
電話里，那位母親還對老師說，原以為女兒就像個小羊羔，很容易被人騙，現在發現女兒其實也很懂得防范。再后來，發現女兒上網的時間短了，甚至不上了，偶爾上網也不是與人聊天了。
張老師說，因為您與孩子建立了溝通，孩子減少了孤獨感，上網聊天就不那么迫切，甚至也不需要了。
后來，這位母親再次來與張郁茜老師“聊天”，一是向老師表示感謝，二是還有擔心。她說：“這回，我沒跟女兒談學習，她自己就投入學習了。”
“這不是更好嗎？”張老師說。
我也沒想到，就在大人們誰也不覺得有什么重要的聊天里，潛伏著孩子們多么曲折的渴望。其實，他們喜愛聊天，折射出的仍然是巨大的學習壓力和壓力下的曲折尋求。
在張郁茜老師那里，我還讀到這樣一封信：
我
叫L。
我有很多問題想問。
我上初二起就很厭惡我們的班主任，想和她談談，但總是被她的話頂回來。我試過許多辦法，都不見效。最后我只好用激將法：如故意惹她生氣，想讓她把我拉到辦公室，這樣我就能和她談話了。但她只是更懶得理睬我了。對我做的事、說的話，她只是說“你怎么那么多嘴呀！”就不理我了。我現在再也想不出方法來讓她與我談話了。我知道我不應該這樣做，但我只想和老師之間的關系好一些。請您幫我想想辦法。
讀了這信，我想，這位自稱“L”的學生說他“厭惡”班主任，其實是用詞不當。在他內心深處，對班主任不僅不是“厭惡”，而且很有感情，所以一直渴望與班主任多說說話，即使到“再也想不出方法來讓她與我談話了”，仍然想和老師搞好關系。
這樣的情況遠非個別，“L”的信只是一種典型表述。許許多多學生是在渴望與父母交談、渴望得到父母理解，遭到失敗甚至失望之后，認為老師該是能理解他們的，于是相當執著地尋求與老師的交流。此種尋求已不是尋求解決學習上的困難，而是更迫切地渴望解決心理困境和心理壓力。如果在老師這兒也得不到解決，有的孩子就會不顧一切地到網上去尋求與陌生人聊天。
這種尋求，與其說是尋求傾訴對象，莫如說更內在的是在尋找自己……我是誰？我認識我自己嗎？我怎么是這個樣子的呢？
男孩女孩發育到初三，正是人和世界在他們眼里更加五彩繽紛的時期，是最有條件全面發展的“天生時機”。他們渴望多方面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和發展自己，他們的渴望從每個毛孔里都溢漾出來……但是，一種疲于奔命而視野窄小的學習就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父母那一代人在少年時唱過的“讓我們蕩起雙槳”，至今唱起來仍會沉浸在美好的回憶中。這一代孩子唱這歌，雖然也感到挺美，但沒有父母那一代人那么強烈的感受。這一代孩子，不少人對流行歌曲中那些表達孤獨、寂寞、痛苦的歌曲更能產生共鳴，以至于那些流行歌星發行光碟簽名銷售時，都市里會突然冒出成千上萬狂熱的中學生少男少女，大批警察不得不預先到現場維持秩序。
許多家長也不理解，說報刊上也說過，有的歌星連簡譜都不識，甚至“五音不全”，裝束男不像男女不像女，聲音嘶啞，既不好看也不好聽，卻火極了，成為許多中學生甚至大一、大二女生狂熱的崇拜對象，這是咋回事？我想，負載著巨大的學習壓力，心里積壓著說不出的苦悶的學生們，需要那樣嘶啞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歌聲來釋放他們心底的痛苦，這大約是一個重要原因。
到了深夜，還會有大批中學少女聚在某位歌星居住的賓館外，齊聲高喊：“我們愛你！我們愛你！”
在家長看來，這是令人欲哭無淚的。
在女兒看來，說愛，這是很神圣的。
許多父母感到不認識自己的孩子了。
同老師們交談，我得知，許多孩子在上初一時都對父母直接或曲折地表達過自己心靈的困惑。但許多父母除了在學習上不斷給孩子“加強教導”之外，常常就是那句“好好吃飯，不要說一些無關的事”，一句話就把孩子堵了回去。
許多孩子也曾像L想方設法希望與班主任交談那樣，希望與父母交談，但常常遭到父母一次次的“教導”甚至訓斥，終于失望，于是什么也不說了，就這樣到了初三。
中考的壓力空前增大，孩子的學習成績也令家長憂慮加深。父母發現孩子缺乏信心，而且不能專心，這時才猛然意識到孩子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有深在的痛苦，想和孩子深入地談談，但所談都是“學習、學習”……此時，往往是父母一開口，就被孩子堵了回去。
孩子不愿談了。
一天，有位母親來找張郁茜老師。
她說：“我現在跟孩子說什么都沒用。都初三了，他從來不想以后干什么，我跟他好好談，可他連話都不想跟我說，就說‘去去去’！”
“他以前也沒跟您說過以后想干什么嗎？”張郁茜請她回憶。
她想了想，說：“我問過他將來想干什么，他說想踢足球。我對他說，踢什么球，還是好好讀書吧，考高中。”
“還說過什么嗎？”
“后來，他又說想當警察。”
“您怎么說？”
“我問他，你想當交警還是想當刑警？交警站在馬路上吸汽車尾氣，刑警冒著生命危險抓壞蛋，你別胡思亂想了，還是好好學習吧，上高中，考大學！”
這位母親還說，我正經跟他談，可他就是不正經跟你談，一會兒踢球，一會兒當警察的，不懂得好好考慮將來的前途。
張老師說，其實你的孩子已經在考慮了，他由于對自己將來考大學缺乏信心，所以在考慮上體校、上職高。在這個心理過程中，孩子把上高中的路放棄了，家長又把他上職高的路堵死了，他就走投無路了。
十、誰幫助了我的孩子 我童年的時候就經常聽到這樣的話：“你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們讀過高玉寶的《半夜雞叫》，聽到了過去歲月中“我要讀書”的吶喊。我們坐在新中國的課堂里，在少先隊的旗幟下唱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真的感到陽光燦爛，感到我們這一代是非常幸福的。但后來經歷“文革”，經歷插隊，我們走過了許多泥濘。
到今天，我們這一代家長，又覺得現在的孩子真是最幸福的了。學者們會說，知識是鋪墊你通往未來的一條大道。可相當多孩子都感到大量的試題嚴嚴密密地砌壘起來的“知識”，正成為阻擋他們前程的恐怖的高墻。
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地看到，每一代人都會遇到新的問題，都有自己的苦惱和困境。今天，哪個孩子不考慮前途呢？社會在一天天繽紛，電視上的景象也一天天更嫵媚……這個世界是我的嗎？社會已經給了他們很大的壓力，很大的刺激。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這是他弱小而最需要有人理解的時期，父母是最親近的人，如果父母也不能理解，還不斷給他施壓，不斷刺激他，有的孩子就崩潰了。
是的，我在訪問中聽到了“崩潰”這個詞。我想，這恐怕言重了吧，就問老師。
老師說：“崩潰”就是徹底放下來，不學，也學不進了。家長們不是總說“你要是考不上大學，就完了”嗎，現在不學了，學不進去了，不就完了嗎？
老師也說，你沒看到報紙報道嗎？過去高考落第后有自殺的，現在中考、高考還沒考，就有自殺的，還有把母親殺了的。這不是精神“崩潰”是什么？
京源學校組織過這樣的班會，老師在黑板上寫出一個供大家討論的題目：“將來怎樣做父母？”
同學們看了，起初一驚，然后是笑。
然后是反應非常強烈的發言。
女生會毫不羞澀地說，我要結婚、生孩子，然后如何讓孩子有機會接觸各種各樣的事物。
“我要經常帶孩子出去玩兒，開闊眼界。”
“我要經常和他聊天。”
“我不會老是命令他這不許干，那不許干。”
“我不會老是說他，你這干不好，那干不好。”
還有女生說：“我不想生孩子，我想養小動物，我會天天好好地照顧它們，讓它們快樂！”
“我不想結婚，我也不想當律師、醫生什么的，我想賣花。”這個想法透露出的是學習太累，將來就賣花吧，那也許不要多少學問。
張郁茜告訴我，總的來說，同學們說的都集中地反映出：精神上、情感上的需求，比物質上的需求更重要。
“不管怎么說，沒有一個同學說，我將來要讓孩子好好學習。”
您還記得我的孩子嗎？那一年他中考，面臨著考不上高中的危機，我鼓勵他向“名落孫山”的那個孫山看齊，爭取考上北京市中考上線的最后一名。結果如何？
那時我沒招了，說：“兒子，你不能再跟著老師復習了。”
他說：“那我不是更不行了嗎？”
我說：“不。你想想，任何一科的老師都要面對全班學生，攤到你身上能有多少時間？你想請老師給你補課，但你將有不少時間在等待中耽誤掉。”
“你是說請家教？”
“不。請家教，老師還需要一個熟悉你的過程，而且你還會有不少時間耽誤在去家教老師那里的路上。現在要完全靠你自己復習，否則你沒時間了。”
孩子感到困惑地說，完全靠我自己怎么能行呢？
我拿出一張紙、一支筆，在紙上先畫了一個樹干，我說，你先從一本課本的目錄復習起，一門課就好比這一棵樹，目錄里的每一章都好比樹的一個分枝。每一章里還有小節，這些小節就是分枝上更細的分枝，樹葉都長在這些細枝上。每一棵樹，樹葉是最多的，要記住這么多樹葉太難了，你復習時先把這些樹葉通通丟掉，不去管它。這起碼就把難度卸載了一半。
兒子說，樹葉是知識點，都不要嗎？
我說，你說對了，樹葉是知識點，如果你先去管這些樹葉，你就會用去大部分時間還未必管住多少。別忘了，樹葉是最多的，但出現在考卷上的幾率是最少的。你要先把樹干和樹枝搞清楚，就是說先抓重頭的。樹干就是這門課，你不必記，但你要把哪根樹枝長在樹干的什么地方，就是說與樹干的關系搞清楚，然后把更小的樹枝長在哪根粗樹枝上搞清楚。如此把這門課的所有細枝都長在哪些粗枝上，把它們的來龍去脈都搞清楚。
我接著說，我相信你把一門課的主干和所有分支的來龍去脈搞清楚，你就抓住了大頭，抓住了主要的東西。我相信你絕不會一點樹葉都沒印象，你平時頭腦里已經記住的其實是那些知識點，只是這些知識點在你頭腦里是零散的樹葉。你如果把這門課的來龍去脈搞清楚，那些零散的樹葉就在這個過程中有相當一部分自然而然地長在那樹枝上了。沒有長在樹枝上的知識點，不是活的知識。知道哪些知識點長在哪個枝頭，知識就活了，丟不掉忘不掉了。
我又強調：別忘了，不是要考第一名，是考北京市中考上線的最后一名。我堅信你只要把樹干和分枝的來龍去脈搞清楚，你原有的知識點在樹枝上就活了，這樣去考，達到孫山肯定沒問題。這樣去學，你的難度就下降了至少一半。如果你還有時間，再去進攻那些樹葉。把你印象不深的樹葉弄明白它們長在哪些枝頭，能撿多少算多少，我相信那時搞定那些樹葉，要比你硬記的成活率和速度都強，如此就更有把握了。
我還說，這樣一個過程，此時此刻，已經沒有哪個老師能這樣幫你，我也不能替代你，只能靠你自己救自己。你聽懂了？
兒子的眼睛很亮：“爸，我聽懂了。”
我的孩子或許還算較有獨立思考能力，他寫作文或答題，那些別出心裁的用詞用意，常被老師糾正。他常問我：“爸，我這樣寫有錯嗎？”我總是說，沒錯，不但沒錯，而且是你的優點。他母親則經常說：“別聽你爸的，答題要完全按課本、按老師的要求答，否則你要吃苦頭的！”看來他母親的話應驗了。
這時兒子又拿眼睛看我，我知道他心里還有一個障礙，就是現在他仍然是班長，在這最后復習的日子離開同學不去學校，行嗎？我說：“現在是非常時期，大家都要靠自己。再不能猶豫了，同學們也會理解你的。時間只有一個多月，要靠你自己安排。大部分時間就別去學校了，放棄跟著老師走，就在家里自己干，有信心嗎？”
兒子說：好吧！
就這樣，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我們看到他給幾個班干部打了電話，然后就開始閉門復習，一門課接一門課地“吃”。我和他媽媽看到他非常用功。
最后，兒子取得了從模擬考成績躍升76分的中考成績，遠超“孫山”，創造了該校歷年考生中考成績比模擬考試成績提升幅度最大的紀錄。這個紀錄對那些拔尖的學生可能沒有意義，但對所有中下游學生都有意義。所以他的老師后來常以此來鼓勵那些模擬考試成績落后的學生。 |
